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至今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问题，这与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几千年的冲突历史不乏关系。所谓“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即是指代惯称的“农业帝国”和“游牧部落”，前两个词越发中性、对称一些。游牧民族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曾发生影响，但一些大型的游牧帝国主要泛起在中国境内，好比匈奴，突厥等等。

中国的游牧民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部的羌人、藏人；一类是北部的蒙昔人、鲜卑人；一类是居于东北，渔业和游牧混杂的满人、女真人、辽人等。历史上，羌人、藏人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仅仅泛起在东汉和唐朝初期。北方蒙古帝国虽然军事气力强大，占领中国全境也不外几十年而已。

真正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是东北人，即便他们的军事气力并不很是强大。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真正起冲突始于战国晚期。

此前的戎人和狄人都是蒙满人，虽然他们是游牧民族，但不是骑在马上的民族。到公元前8世纪，由于培育的马越来越大，少数民族才逐步开始骑马，成为“马背上的民族”。南宋时期，中国北方曾被多个游牧帝国控制。

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占领中国之前也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虽然传入了许多新的历史和文化，但并没有基础改变中国儒法国家的政治结构。历经千年历史，中国游牧民族能始终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活力，主要依靠三个结构性因素及相关机制。

包罗气候条件、双方治理者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体和农业政体在地理、生产方式、组织上的比力优势，他们相互学习模拟，以及在竞争中同化。以下先容决议竞争胜负的几大因素： 一、气候 纵观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不难发现气候条件的重要性。

联合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重建的中国千年气候变化的纪律来看，每一段严寒期，碰巧都有游牧民族移民或入侵中原。如公元前1000-700年，猃狁、戎、狄进入中原。公元1000年后连续了较长一段严寒期，游牧民族则不停进犯中原，导致西夏、金、元、清王朝的兴起。

不外，公元1000年以前，游牧民族入侵带来恒久战乱，而之后却只导致王朝的更替，可见东汉开始泛起的儒法国家系统比力稳固。西周完蛋时，气候变冷导致游牧部落迁徙，到战国时期气候变化终止，双方的冲突开始淘汰。到魏晋南北朝，气候又变冷，再次导致游牧部落南迁，又与中原汉人发生大规模的战乱。

汉朝时期，匈奴帝国的衰弱不仅仅缘于汉武帝的军事胜利，也和其内部门裂以及气候恶化有关。严冬时期，牛羊数十万计地死亡，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欺压南匈奴向汉朝投降，酿成了半农业半游牧的形态。

游牧部落的运动与气候之所以密切相关，缘于气温下降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远胜于农业部落。第一，由于气温颠簸大，大部门草原牧民的农作物已经到了存活极限，纵然很小的温度变化对作物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游牧式生活对人口压力更敏感。简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适用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牲畜既是投资也是食物。

难题时期，部门牲畜充当食物，部门举行劳作，但由于饲料缺乏，可能连日常劳动、耕作都无法举行。游牧民族需要在马尔萨斯循环发生之前举行有效的人口控制，保证资源与人口的平衡。

第三，严寒的气候不仅降低游牧民族的承载力，还会增加狂风雪等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灾难同样会迫使游牧民族南迁。二、时机与向导人的智慧 气候变化仅仅形貌了游牧部落运动的大略轮廓，要解释其入侵的乐成与失败，就要看影响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关系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向导者的智慧。

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有游牧或半游牧血统，王朝疆土面积与统治家族的民族血统息息相关。纵然已经统治中国多年，清朝天子仍然有强烈的欲望控制草原，因为其骨子里就一直企图征战亚洲内陆。而汉朝、宋朝、明朝等中原帝国的领土则相对小一些。

从西汉到清朝，中国一直是儒法国家。除了儒学思想外，重视工具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影响力。中国古代开国天子倾向于法治，很少受儒家思想的束缚。

由于他们通常靠战争获得王权，而且开国初期儒家权要未正式建设，更倾向于用武力征服周边部落，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远征军通常泛起在王朝初期。到了王朝的中期，差别血统的政体开始显现出区别。

农业政体一般靠封君、攀亲、赐礼等来控制游牧民族。其统治者对草原上的贫瘠之地兴趣不大，一方面出于宁静思量，一方面征战草原耗资庞大，一般国家很难支持。

而更重要的是，中原血统的王君受儒家权要的影响，更倾向于支配，而非武力夺取来处置惩罚外交关系。继续了游牧血统的王朝君主，虽然有差别的视野及执政自主性，早晚也会被儒学统治意识同化，最后依靠儒家权要体系。只管清朝统治者更又野心征服亚洲大陆，也更擅长敷衍游牧民族，但多数情况下，清朝依然延续了以费正清式“中国的世界秩序”作为意识形态之本的儒家外交政策。

除了向导者的智慧外，时机对于游牧部落的乐成也很重要。农业帝国向来很是稳定，纵然受到游牧部落的攻击也不至于瓦解。从历史上来看，游牧部落对农业帝国的绝对优势时期，也是汉人内乱?水平较高的时期。

游牧部落往往趁此攻入中原，告捷率比力高。历史上农业政体的灭佛运动也为北方草原政体提供了进攻时机。好比五代十国阶段，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很猛烈，而且中原军队处于劣势。

　三、比力优势 影响草原政体与农业政体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于比力优势以及两类人群在竞争中的相互学习。这些因素的背后，蕴藏着许多庞大的机制。草原政体擅长军事，农业政体的优势在于组织、文化、人口和积累。历史的生长一直是二者相互学习的历程。

1、生产方式一般的研究会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游牧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优势，现有的分析理论包罗自然战士理论、贪婪理论、需求理论息争构理论。我接纳的研究方法是从气候入手分析。降水量和温度会影响当地的生产方式、食物链和人口。长城一带大致可以看作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降水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域无法开展种植业，只能生长畜牧业。

草原政体位于长城以北，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政体位于长城以南，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的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到食物链。中原人吃草，游牧民族吃肉。食物链的原则是每高一层级，就需要十倍的能量。

这意味着在两地同等肥沃的情况下，游牧部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业帝国的十分之一。更况且该地温度比力低，植物生长难题，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两种政体在累积性方面也存在差异。农业政体通过投资和积累，技术和优势一点点开始展现，其增长方式是渐进式上扬。

相比之下，游牧部落的生长趋势属于震荡彷徨。这样经由几千年的文明累积，农业政体徐徐赶超草原政体。2、农业政体具有组织技术优势，游牧部落具有军事技术优势农业政体的优势在于组织能力。生产方式决议政体形式，农业政体的稳定性大，草原政体的流动性大。

草原政体只能接纳部落制度，形成部落同盟，并凭据部落之间的协调需要，发生切合其时实际情况的民主协定。相比之下，农业帝国的组织形式远超于游牧部落，可以组织通例军队和日常文官制度，这一点是草原政体达不到的。草原政体拥有军事上的优势。

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戎狄很是厉害。这种情况迫使汉人发生改变，作战方式从以战车为主调整为以步兵为主。

秦始皇的统一使汉人有能力攻击匈奴部落，各部落不得不团结起来以求反抗秦朝的攻击。但意想不到的是，刚建设帝国的匈奴见证了汉人的内乱?——秦汉交替花了6年时间。

这时候汉人发现自己输给了向汉人学习的匈奴帝国，于是汉朝人也开始学习匈奴人的行军征战方式。汉武帝时期，已经任用匈奴人来训练队伍，霍去病也开始接纳突袭方式作战。同时，我们发现，伟大的游牧部落都集中出自东亚地域。

这是因为中国帝国的强大，游牧部落背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政体，会通过学习形成游牧部落军事优势和农业文明组织优势的合体，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3、农业帝国的地域动态和边远地域统治机制生产方式同时也决议战争的价格。草原政体可以经常接纳突袭战术，这是农业政体无法相比的优势。草原政体可以在一个时间内集中打垮敌人的队伍或者城楼，但农业政体的军队无法实时扑灭草原政体。

首先，游牧军队移动太快，攻打对方没有利益，他们可以随时携带所有财富销声匿迹。第二，虽然农业帝国可以出动雄师，但最后部署在前线的不外数千人。诸如汉朝经常派遣十万军队入境，但每前进至一地都需要留下部门军力保障。

所以一路下来，到最前线的也不外几千人。中原帝国维持补给和保障价格过大，使得游牧部落的战略迂回得以形成，他们可以纵深退却几百里，而农业帝国军队前进的脚步远远跟不上游牧部落。同时，草原政体蒙受失败的能力远大于农业政体，农业帝国的军队一旦失败就彻底失去了进攻能力，而游牧军队纵然失败了也可以继续向后退却，然后趁其不备举行还击，往往便可大获全胜。

从游牧-农业政体冲突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亚欧大陆上最强大的游牧帝国都泛起在中国疆域，例如匈奴、突厥、蒙古。这可以用以上相互学习和模拟的分析来解释。农业政体在其盛极之时很是强大，游牧部落统治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地学习、适应。出奇强大的中原帝国系统，也启发了野心勃勃的游牧统治者去效仿。

游牧民族的军事气力再强大，也没有能力建设一个跨越长城内外的帝国（除了短暂的元朝）。历史上，反而是军事实力并不强大的东北部族在游牧民族与中原帝国的竞争中得利，并多次建设了持久的帝国，控制长城内外的人民。

东北部族很少处于游牧帝国与中原帝国的战争前线。这种边缘职位也为他们提供了时机，同时吸收双方的优势。当其中一方衰弱或瓦解的时候，东北的王国就开始扩张。东北半游牧部落所处的夹缝位置，使其经常成为东北亚战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者。

18世纪，清朝、俄国、准噶尔三大王国相互竞争。准葛尔能够与清王朝恒久竞争吗？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给出了肯定谜底，但我认为其时机微乎其微：一方面清朝履历过康乾盛世，中期生长很稳定，清朝能够在远离北京的边疆上攻击准噶尔，但其却无力回手。准葛尔面临的不再是明朝一样的敌人，而是游牧部落身世、并很有野心控制亚洲大陆的清王朝。另一方面准噶尔内部斗争不停，游牧帝国容易因首脑去世或者掠夺无力实现，发生内部争斗。

准噶尔在清王朝盛极之时兴起，时机差池。最终噶尔丹失败，领土被中国和俄国朋分。这个效果并非巧合，这皆由于在农业政体反抗草原政体的千年历史中，农业政体占据了组织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

注：关于游牧政体和草原政体的详细叙述请参见赵鼎新教授近著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第11章Relations between Nomads and Settled Chinese in History部门。2.本文部门使用图片来自微信民众号“历史研习社”文章《主导中国历史格式的两条分界线》（作者：杨照）。编辑：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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